北京大学教授 许杜美

　　记忆打开了我脑海的闸门，1977年，中国教育战线迎来了春天，这年夏天，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决定主抓科学教育工作，随之由他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。当年10月12日，国务院批示了教育部《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》，相隔不到10天，全国众媒体相继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，同时透露当年全国高考将在年内举行。

　　当时，我刚从西语系转到历史系欧美史教研室从教。到任后的首项任务就是批阅1977年高考试卷，我既兴奋又紧张。兴奋的是领导对我这个从未触及史学教学者的信任，紧张的是肩负将参加高考的570万青年中的合格考生纳入大学的重任。批阅试卷时，常会碰到似是而非的答卷，既要参考标准答案，也须与同事仔细磋商，最后才标明准确分数。

　　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新生入学时已近年关。我走近北大南校门，见马路上空悬挂着大红横幅，上面书写着“热烈欢迎新生入学”，路两侧各放着一排桌椅，作为各院系的接待站，当新生们由学校派出的大客车从火车站接来时,接待站人员热烈鼓掌表示欢迎，气氛犹如新家迎来新人似的欢天喜地、热情洋溢。

　　此后，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，几乎每年新生入学时，我都会走到南校门前的那条柏油路，在迎新站前瞥见过脚穿草鞋、腿沾泥巴、肩挑手提行李的农村入学者，也见过着装整齐朴素、风度翩翩的城市男女青年。很快从90年代踏入21世纪的新学年，逢新生入学时，除瞅见由学校派车接来的新生外，还见到不少由家长驾车远道而来的新生，车牌上标着津、晋、豫、皖、鄂、赣……

　　在庆贺恢复高考后新生入学的同时，我也为自己重新登上讲台而庆幸。几年间，我先后为77、78、79届以及80年代初那几届恢复高考后入学的大学生讲过一年级基础课。每届新生约25人。上课时，我注意到数十双烔烔有神的眼睛，注视着我不时在黑板上写下的少数生僻词汇，听到他们埋首记笔记时发出细微的声音。课间休息时，有同学还主动为我擦黑板，令人感到作为教师必须认真对待教学，不能辜负他们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。

　　尤其是77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在他们进入高年级时，为执行中德文化交流协定我被派出国。当我回校开讲专题课时，他们行将毕业，其中有几位同学愿找我指导写毕业论文。当他们完成万余字的论文上交后，我仔细阅读着他们的论文，感到他们尽管选题各异，却个个才华横溢。

　　毕业后，其中一位姓高的同学作为硕博连读生留校任教，那时我已晋升为副教授。一次，他问我：“老师，您知不知道我们班25位同学有几位在国内？”我说不知道，他即告我，连他在内只有5位在国内，另20位全部留学海外。对于文科毕业生有如此高的留学率我当然倍感惊讶。不久，这位姓高的同学获博士学位后出国进修，且懂英、法、德三种外语，在我退休前他已获教授衔。

　　他们班还有一位姓郝的同学，其毕业论文曾给我审阅，成绩优秀。80年代末留美归来。一天，同事告诉我，我的学生(即指这位姓郝的同学)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。晚上打开电视机，果然在校电视屏幕上见到他用流利的英语接待外宾的情景。没过几年，他又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。

　　听到这些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当然令人分外高兴，他们人人学有所成，确实了不起。我暗自赞赏77届毕业生。想到恢复高考给有志攀登学术高峰的年轻学者带来多好的机遇，也为国家挖掘出不该埋没的人才而欢呼。

　　光阴似箭，转瞬30年过去，此时，我既为桃李满天下而兴奋而自豪，又难以抑制内心的愉悦而不得不尽情放声高歌长啸：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前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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